無聲 (2020)
電影前後我看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台北電影節首映，第二次聽聞北影版與院線板有所差異，所以上映後又去看了一次。兩次都很不喜歡，原先也想長篇大論一下，但想想還是算了，畢竟意義不大，也沒在意。所以以下僅分享簡短想法。
在此，我無意去談關於片子之前所經歷的版權風波，其一是因為一個是調查報導、一個是劇情長片根本無從比較。其二是我們都不是當事人，都不清楚事情的全貌，基本上評論的意義不大。因此我還是希望討論回歸電影本身，讓作品說話，批評也僅止於作品呈現本身。
電影《無聲》發想源自真實事件，聚焦在偏遠鄉間的聾啞寄宿學校中的性侵吃案問題。作品走懸疑路線，又因題材關係讓人不免聯想到韓國電影《熔爐》。然而，《無聲》不是另一部《熔爐》，它所亟欲探究的亦不是一個公平正義的伸張過程，而是將議題向下挖，試圖道出一個權力結構中，面對悲劇人人的身不由己以及難以言說。
單看故事，電影以一個轉學生進入聾啞寄宿學校為出發，透過張誠的視角，揭開學校中行之有年的霸凌性侵的醜陋真相。電影首先製造第一個受害貝貝，藉由張誠與貝貝的相處與價值觀的拉扯，試圖衝破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關係。同時亦經營聾人與聽人世界的分野，裡外營造這裡(學校)是他們的避風港，然後再接著建立「他們只是在玩」的論述，將為數眾多的性侵騷擾案例，概括為一群在避風港內互相扶持的朋友的玩樂舉動，進而反著說體制的不為所動及冷血。
然而這當中有問題的地方在於，隨著電影的推進，我們開始發現一開始被受害者貝貝建立為反派的大魔王小光，其實也有其苦衷，原來這是一個惡的循環，小光今天會犯下這樣的罪，是因為長期受到老師的性侵害的結果。在這樣的過程中，他的愛恨逐漸被混淆，從而想要轉嫁這樣的痛苦，來讓自己心裡好過一些。
面對這樣的劇情走向，我們不禁要問，電影最終想要說的究竟是什麼？是一個位處與體制邊緣身分弱勢的難以言說，還是一個人身在體制不知不覺被同化為惡的一部分。若是前者，整個故事將會以一個要說出來為出口，如同《熔爐》一般，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抵抗權威最終發聲扭轉情勢的過程。而若是後者，我們或許應該更去關注這些體制的加害者身為受害者的身分，試圖去找出這個體制內真正的「反派」，讓整個故事有個對抗的標的與衝破的可能。如此一來類型電影的懸疑感才有機會被建立，而身為一個關注弱勢的故事，其主張才能更有力量的被說出來。
因此《無聲》的問題在於，它誤把關注當成觀點，雖然以類型化的方式建立起一個於法治體系之外善惡標準被混淆的世界，並透過學校社會、聾人聽人、老師學生、家長父母間等諸多的界線，意圖模糊善惡的標準。然而過度模糊的結果，似乎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辯證關係，甚至明確的指出事件可能的出口，反倒是一種議題代換的方式，從一開始貝貝的包容、張誠的憤怒、老師的無力到最後小光的可憐與懊悔。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一個大的悲劇結構，而也因為這個結構，裡面的人十分痛苦。但若抽開來看，這裡頭的觀點及主張卻是模糊的。
端看《熔爐》結果，在類型化的結構底下，它透過一個發聲的過程，告訴我們發聲的必要性，然後得出「我們這麼努力不是要改變世界，而是要讓世界不要改變我們」的結論。反觀《無聲》，若說小光的遭遇是個悲劇，那我們又應該如何主張呢？是像《凱文怎麼了》一般好好去觀眾它成魔的過程？還是如同《沉默的島嶼》一書中所提到的歐美案例，把那些施暴者當成受害者好好的教育與保護。
因此，說到底類型懸疑的操作方式終究只是外核，而真正能夠影響觀眾情感的是故事裡頭核心的主張。韓國類型電影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他們在影像呈現的追求之外，也議題透過這些故事，來講一個相對私人、簡單的情感狀態。所以若說，《無聲》要講一個體制下的難以言說，那為何難以言說，而面對難以言說，我們應當如何是好？這或許便是電影中最後所缺少的解答。
然後最後還是想問，這樣的結果之下，雖然解釋了小光的處境。但有人真的在乎貝貝，又或者那個最後繼承惡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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